论教育友爱

摘   要： 教育友爱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伦理规范。当下中国教育中友爱精神的严重缺失，正危及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影响师生身心健康，损害着教育根本价值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教育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冷漠和友爱精神的缺乏，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应当大力倡导和重建新时代教育友爱精神。中外伦理史上许多思想家、教育家的友爱思想，为我们深刻认识友爱在教育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教育友爱有其特定的道德规定性。教育友爱的伦理特征表现为：它是教育中的高尚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当事人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而不能仅仅当作工具；它是人们的交互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积极建构相互之间的友好互爱关系；它是教育场域的普适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心存爱心，努力建构充满爱心的教育生活环境。教育友爱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和道德价值。

关键词：友爱；教育友爱；仁爱；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思想；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规范

友爱既是人的一种重要德性，又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一项重要道德规范。人类的教育活动应当是充满友爱精神、培养人的友爱品质的场域。但是，在当下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道德生活中，在相当程度上缺少了极其重要的教育友爱精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中国教育友爱精神的缺乏？中外思想家如何论述友爱的重要性？什么是友爱和教育友爱？教育友爱对于教育和教学活动具有什么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

一、当前中国教育友爱精神缺失的原因及重建的重要

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爱、需要弘扬人际友爱精神的伟大事业。中国教育家夏丏尊先生在《爱的教育》序言中写道：“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1]德国教育家雅思贝尔斯则进一步指出：“爱是教育的原动力。”^[2]中国当代人民教育家于漪也强调：“教育是一门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3]教育活动是人类文明的表征，原本就应当是充满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的地方。教育工作需要爱来驱动，教育人际关系需要友爱精神来建构。但是，当我们审视当今中国各级各类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时，不难发现，由于社会的变迁，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生活的变革，在学校这样最需要有人文友爱精神的地方，正在出现一种令人失望的道德冷漠。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部分学校、一部分教育场域中，教师与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相互缺乏尊重和关爱之心，私利优先，感情疏离，善意不足，相互提防，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道德认知差异，常常是情绪对立，互不理解，行为极端，不讲宽容，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受到挑战；教师与教师之间，心理隔膜，自我封闭，看重实利，缺乏情义，竞争过度，协作困难，互重互助的团队友好精神正在消解；教育工作领导者与普通教师、学生及家长之间，自我为重，迷信权力，互不理解，没有信任，习惯算计，友善不足，彼此缺乏真诚的敬重、理解和爱心，常为了日常小事弄得双方内心受伤，有的甚至失去道德控制，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当下教育友爱精神的缺失，正严重危及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响师生身心健康，直接损害教育根本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

当前中国教育人际关系中道德冷漠现象的产生和友爱精神的缺乏，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

其一，现代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育活动中的个人自我意识，消解了对集体和他者的关怀、友爱重要性的关注。按照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社会“个体化”的突出表现是每个群体从自我身份的“承受者”向“责任者”转变。每个个体成为自我负责、自我认同的主体，从而也成为自我权利和责任的承担者。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入发展，社会“个体化”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个人价值、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的要求，激发了全社会每个个体的创造活力和热情，从而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容易带来社会道德层面关注自我、忽视群体、人性冷漠、身心失衡等问题。在这个社会“个体化”背景下，中国教育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必然受此影响。从教师个人角度而言，不论是教师集体中的人际关系，还是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个体要自我负责，首先要经营好“自我”，而“他者”在一定意义上都只是临时交往的“陌生人”或者“异乡人”，只能保持距离，互相疏离，难有亲密和信任可言。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人际关系，教育“个体化”发展进程如果不重视伦理道德引导，在客观上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道德情感的冷漠。

其二，中国的经济教育体制改革在客观上把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领导者转变成独立的教育利益和教育责任的承担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利益调节的根本方向是保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但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与过去相比较，教育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利益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教师集体中，教育劳动和利益分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现象已从根本上打破。利益分配的差异和激励机制，容易引起教师与教师个体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在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及家长之间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师道尊严的依从关系，而是独立、平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教育和教学中的正常矛盾，一旦处理不好与教育整体利益的关系，便会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领导者之间，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和利益差异，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也容易引起人际关系不和谐。

其三，教育管理中有某些急功近利和个人主义导向，损害了教师集体和师生关系的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中某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导向，已成为直接破坏教育中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从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层面看，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质量和人才队伍的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唯论文、唯项目、唯帽子现象严重。不少教育工作管理者，追求个人政绩，官僚作风严重，对教师和学生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要求。所制定的一些激励政策，主要着眼于师生中的个别人、少数人，实际上是在鼓励个人主义。从教师集体层面看，在一些教育急功近利政策的刺激下，一方面每个教师意识到了自己所承担的教育和教学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自己与其他教师个体间存在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由于受到个人物质利益的直接钳制，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容易受到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强化个人绩效观念，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淡化，利益压倒情义。从师生关系层面看，存在忽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错误教育价值导向，很容易造成教师把学生当作自己创造教育和教学业绩的工具，学生和家长也把教师当作提高成绩、考好大学、找好工作、能赚大钱的工具。师生之间原本应有的道德友善、人际友爱、精神和谐，被许多冷冰冰的考试成绩、实际利益损害。

其四，新技术革命驱动的教学和人际交往的数字化趋势，导致教育和教学中人际交往的疏离感和人情弱化。爱德华·麦克卢恩指出：“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当代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对人们来说还是陌生的人类生活新环境。^[4]就新技术如在线教学、云课程、微信群、互联网会议平台等在教育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而言，一方面，现代化的教学和信息沟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和沟通效率；另一方面，它也减少了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领导者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机会。新技术的过度和不恰当应用，也造成了教育人际关系的淡化和冷漠。

应当看到，在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变革的进程中，教育人际关系的改变和道德面貌的变化不可避免。但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发展，不能偏离教育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当前教育活动中道德冷漠和友爱缺失问题的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道德进步，需要教育物质条件和教育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然而，从教育伦理道德的角度看，道德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如同马克思所说，道德是以“精神—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5]治理目前中国教育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友爱缺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教育领域正确道德价值观念的思想引领。大力倡导教育友爱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不可或缺的“支持性资源”。

教育是人类承继文明、培养社会新人的伟大事业，是心灵与心灵、情感与情感、智慧与智慧、德性与德性交流互动的过程。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学校怎么改革，科技怎么进步，教育教学活动都需要正确的道德价值理念的引领，需要所有教育活动参与者具有高尚的友人之心、爱人之德。教育友爱是建构现代教育良善人际关系的根基。在这价值多元、利益纷争、人各自顾的教育现实生活中，大力倡导基于善良人性和高尚道德的友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教育活动中的每个人迫于生存环境压力，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讲善良人性、人际友爱、高尚爱心，不弘扬人文精神，只讲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个人奋斗，陷入道德冷漠，人心隔膜，互相争斗，任何良好的学校教育都不可能产生。只有让人们深刻认识培养友爱德性的重要，积极倡导师生及家长、教育工作领导者践行友爱之德，才能鼓励、引导人们借助伦理道德的伟大精神力量，用爱心约束利己心、用同情心替代冷漠心、用善良心治愈自私心，建构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立友爱之德，树有爱之人，才是合乎德性的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

二、中外伦理学视域中的友爱思想

友爱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人与人交往生活中的善。友爱是引导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趋向善的道德品性和行为规范。认真总结和梳理中外伦理史上的一些重要友爱思想，有益于我们深刻认识友爱在当今社会和教育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1.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友爱一直是重要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品行。在汉语中，“友”有“亲近相爱”“结交”“协助”的意思。在甲骨文中，“友”由两个向着相同方向相互交织的“习”字组成，“二人而如左右手也”“二又相交”，即二人像左右手一样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友”字的本义是互助、友爱。“友”，乃志趣相同、彼此交好的人。《周礼·地官·大司徒》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在《易经》中，朋友被视为财富或者好运，看作具有帮助人们摆脱厄运、脱离险境的力量。如“大赛，朋来”（《周易·赛卦》），意指处大难、大险之时志同道合者相聚相助之意。“爱”是指待人或物的深厚真挚感情。《礼记·礼运》载：“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爱含有“仁惠”（《史记·郑世家》：“爱，惠也。”）、“喜欢”（《论语·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仰慕”（《鹖冠子·能大》：“圣者，贤之爱也。”陆佃解：“爱，猶慕也。”）、“爱惜”等意思。《康熙字典》释“爱”曰：“又亲也，恩也，惠也，怜也，宠也，好乐也，吝惜也，慕也，隐也。”爱表现为发自内心的喜欢、关心、亲近、爱惜、付出和给予的真挚情感。中国传统友爱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友爱是双向的、相互的，是“互惠精神的模范表现”。“友者，所以相有也。”（《荀子·大略》）友爱是相互保有，单方面的保有并不构成友爱。同时，这种相互性的要求并不是一种对等的交换，而是通过相互性的互动来维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和友爱之情。正如《诗经·卫风·木瓜》所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据。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友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道德范畴和行为规范。千百年来，中国许多著名思想家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且论述了友爱的重要而丰富的道德内涵。如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来倡导友爱。《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倡导人们应当由“爱人”而“泛爱众”。“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泛爱众”是要求人们普遍地博爱众人，倡导人与人友爱相处，讲“忠”“恕”，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友爱思想是要求人们从“仁”的道德理念出发“爱人”，由“亲亲”即孝敬父母、爱护亲人，进而“泛爱众”，实现“亲仁”，并通过“忠恕”实现爱人的目的，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和友爱。

墨子以“兼爱”为道德旗帜来阐述友爱。他倡导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反对自私自利的争斗。他的“兼爱”思想的基本含义：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己。墨子强调，要做到“人与人相爱”（《墨子·兼爱中》），就要“爱人先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如此才能创造“天下之人皆相爱”（《墨子·兼爱中》）的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中》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爱自己与爱他人是统一的，并不矛盾。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关爱别人，那他必定能够得到别人的关爱；在利益面前，能考虑和照顾到他人的利益，那他必定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利益关照。墨子的友爱思想要求人们从“兼爱”的道德理念出发，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争斗，重视自我与他我的利益统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善、互助、道义与和谐。

孟子以“人性善”为道德原理来张扬友爱。他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原本应当是容易互相善待、友好相处的。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时，要“去利怀义”“存心养性”，如此才能保持人际的友善。他把“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视作人具备的“四德”即“仁”“义”“礼”“智”的道德心理基础。《孟子·公孙丑上》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了“四心”“四德”，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相互友爱的道德关系。孟子把人际友爱看作是“推恩”的过程。“推恩”就是人们把血缘亲情之爱扩充推广到邻人和其他人身上。《孟子·梁惠王上》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很深刻地揭示了友爱思想、“恻隐之心”等道德心理机制，以及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友情从家庭亲人推广、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的生动过程和辩证关系。

近现代以来，中国不少思想家关注友爱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李泽厚先生认为，道德是人性能力+理性的产物，人性能力与正面的人性情感（爱、同情、恻隐之心）结合在一起，使作为理论律令、意志力量的人性能力有可实现的道路。他说：“在一般情况下，各个社会、时代以及宗教、文化并不要求每个个体时刻牺牲自己，即并不以违抗个体生存避苦求乐的情感自然要求为准则，从而情感如‘同情心’、‘恻隐之心’、‘爱心’、‘共感’（设身处地）便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遵循伦常次序的道德行为的重要动力。”^[6]他指出：“培育肯定性情感（爱、恻隐之心）并以此作为善的观念的基础，也正是为了人性能力得到良好的实现。”^[7]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良善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伦理友爱思想要求人们从善的人性情感出发，恪守仁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爱人如己，相互恩惠、彼此照顾，相互亲近、和睦共处。中国传统友爱思想包含着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德性和智慧，能够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阐释友爱和教育友爱提供伦理认知。

2.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较早对“友爱”（philia）进行过研究。他在《辞学》里对“友爱”下过著名定义，即“我们可以把对于一个人的友爱情感描述为替他想往我们认之为善的事物，是为了这个人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并根据我们的能力尽量这样去做……朋友是共享我们的欢愉并且分担我们的痛苦的人”。^[8]朋友就是所有给我们以快乐的外在善中最大的善。如果德性需要外在的善来实现幸福，那么首先需要的就是友爱。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两卷的篇幅来论述友爱，认为它对城邦建设和个人幸福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9]他认为，友爱的产生和维持有四个基本条件：彼此的善意、双向性互动、相互的认知和共同生活。一种友爱关系的确立，有赖于我们真心祝福并尽力协助朋友获取我们认为是善的事物，相互之间能够彼此了解，互惠互助、分享快乐和痛苦。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友爱。他指出：“只有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10]相对应于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三种可爱的事物，有善的友爱、令人愉悦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相互的爱可以由这三种之一而发生，互为对方知晓，且希望对方好。“出于对每一种可爱之物的尊重，爱是相互的，能被对方识别的；也是出于这种尊重，人们彼此相爱，进而都惟愿对方过得好。”^[11]但是，人们基于“令人愉悦”和“有用”的而互爱，并不是因为对方本身之故，而是为了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而爱，因此这两种友爱是有偶然性的，且一旦哪一方有所变化，相互间不再提供快乐或有用，双方的友爱就会破裂。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好人之间的友爱就是友爱自身，其他种类的友爱则只是偶然性意义上的友爱，“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12]只有好人之间出于善的友爱才是真正善的、有益的。这不仅是因为处于这种友爱中的双方都具有好的德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友爱之中还存在一种高贵的意愿，它指向那个自身就是善的目的本身，这个目的就是幸福的、高贵的生活。“那些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们爱朋友是因其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13]因为德性是一种恒久的品质，所以这样的友爱是最自然且持久的。这样的友爱很珍贵，并且需要时间来相处，以形成共同的习惯和道德。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新约》对西方社会友爱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新约》倡导“邻人之爱”，强调“爱你的邻人”。这里说的“邻人”，是指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发生某种关联的人。爱人如己，是要求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基督教以上帝的名义要人们“彼此相爱”，同时“有彼此相爱的心”。^[14]《新约》提出了“道德金律”（Good Ruler）：“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15]这个道德金律体现的友爱原则和伦理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英国伦理学家休谟对友爱道德进行过重要阐述。他认为友爱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他指出：“这样一些语词如‘友善的’、‘性情善良的’、‘人道的’、‘仁慈的’、‘感激的’、‘友爱的’、‘慷慨的’、‘慈善的’，或与它们意义相同的那些词，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众所周知的，普遍地表达着人类本性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16]他高度赞扬人们的友爱精神说：“没有什么品质比慈善和人道，友谊和感激，自然感情和公共精神，或凡发端于对他人的温柔同情和对我们人类种族的慷慨关怀的东西，更有资格获得人类的一般善意和赞许。”^[17]他认为，友爱是仁爱道德原则的具体表现，具有公共善的道德倾向，“尊敬公共善的倾向，尊敬和平、和谐、社会秩序的倾向，通过影响我们内在的仁爱原则，似乎永远使我们站在社会德性一边”。^[18]

德国哲学家弗洛姆专门探讨了建立人际友爱过程中发挥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爱是对我们所爱的生命和人或物成长的主动关注。缺乏这种主动的关注，就不是爱”；^[19]并且指出，“爱是一种主动能力，一种突破把人和其同伴分离开来的围墙的能力，一种使人和他人相联合的能力；爱使他克服了孤独和分离的感觉，但也允许他成为他自己，允许他保持他的完整。在爱中，矛盾出现了：两个人变成一个，而又仍然是两个”。^[20]他认为，爱或友爱的主动性总是包含着一些基本的道德因素，“这些因素在爱的所有形式中都存在着。它们是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21]弗洛姆认为，成熟的爱或友爱与共生性融合恰成对照，它是在保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体条件下的融合。爱或友爱的本质是主动的给予，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爱或友爱，就是“给予自己的生命力、给予自己的爱的能力，亦即以自己的生命力去激发对方的生命力，以自己的全身心的爱的能力去引发另一个人的爱的能力。爱，是生产爱的能力”。^[22]弗洛姆这些关于友爱的阐述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的基本动机和需要视角，探讨了爱和人际友爱对满足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基本动机和需要及其满足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的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23]他把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1）人的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和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此外，还有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它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所谓自我实现，即人的天赋、潜能、才能等人性力量的充分实现，也就是成为他所能成为的存在。马斯洛对友爱思想的重要贡献是把它概括为人的基本的“爱的需要”，并把它看作是“独立性需要”。他指出，只有在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的爱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进入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人具有一种深刻的、需要性的爱之情感，它是“存在爱”（being love）。这种爱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喜欢性的。它是内在的快乐，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充满神秘和美感，纯真而有益健康。它是给予性的，深入人心，体谅别人，直至全人类。

美国现代伦理学家弗兰克纳把基督教教义“要爱人如己”的友爱思想看作是西方社会广为人们接受的道德原则，并把它称为“爱的伦理学”。他指出：“这种伦理学认为只有一个基本的伦理规则——要爱，并且认为所有其他规则都导源于此。”^[24]弗兰克纳认为，这种爱的伦理学是一种博爱主义，要求人们在所遇到的每一个情况中直接地、单独地应用爱的戒律，选择最能够体现爱的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爱人如己，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最高道德。他强调指出：“人们可以承认爱的戒律并非是唯一的道德形式，但它却是一种单独的、充分的道德，事实上，是唯一充分的或最高形式的道德。”^[25]

总之，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友爱思想，强调以求善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关系的最高目的，以爱求善；倡导友爱是文明社会的最高道德，人们要爱你的邻人，彼此相爱；爱人并与人友好相处，是人的一种内在基本需要，是人的积极主动能力；人有完善的友爱，人际和谐，才能精神愉悦，生活幸福。西方伦理思想中这些丰富而深刻的友爱思想，同样能为我们今天深入认识重建友爱和教育友爱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三、教育友爱的道德内涵及其伦理特征

教育友爱是教育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一项重要规范，具有其特定的道德规定性，在教育活动中具有其他因素不可取代的作用。

1.教育友爱的道德内涵和要求

在现代教育活动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中，“教育仁爱”和“教育友爱”这些道德范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论述教育中的爱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的。从理论上说，“教育仁爱”是教育伦理的重要道德原则，主要是一种较为抽象的、形而上的道德价值理念，是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教师的一种善的伦理道德信仰，以及在爱的理念和信仰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友爱”则是在“教育仁爱”道德原则指导下，所有教育活动参与者都应当遵守的具体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什么是教育仁爱？“教育仁爱本质上是基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仁爱道德在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教育仁爱作为一种高尚的教育伦理诉求，一方面要求国家和社会以普遍的仁爱精神，为每个教师和青少年学生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教育政策，物质条件和设施，关爱每个青少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学校的教师以仁义慈爱之心善待每一个学生，既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真诚地同情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关爱学生，又重视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对学生施以充满教育理智的教育专业之爱，做到爱有目标，爱有分寸，爱有智慧，爱中有严，爱中有规，爱有方法，爱有艺术，遵从教育规律，从每个学生的特点出发，为学生一辈子的幸福生活着想，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26]

那么，什么是“教育友爱”？“教育友爱”是指教育活动中所有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友好互爱。“教育友爱”是在“教育仁爱”这一教育伦理原则指导下产生的一项教育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教育友爱”规范是教育仁爱原则的具体细化和展开，它要求教育和教学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和学校教育工作领导者，弘扬仁爱精神，善待他人，爱人若己，富有爱心；在教育活动共同体中努力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爱；以知求爱，以爱求善，以善求德，以人类高尚美好的爱人之心和友爱之情克服个人狭隘的自私观念和对他者的道德冷漠，努力用博大的爱心建构亲密融洽的教育人际关系，积极营造和谐温馨的道德氛围，为教育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完善的精神家园和伦理动力。

2.教育友爱的伦理特征

教育友爱作为一种教育之爱，有自己显著的伦理特征：

其一，教育友爱是教育中的高尚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当事人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而不能仅仅当作工具。康德指出：“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27]每个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领导者，不仅要爱自己，把自己当目的，通过参与教育活动发挥自己的主体积极性，长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创造个人的事业成就和人生幸福，而且要同时爱他者，把他人当目的，在教育活动中，以智求善，善待他人，努力促进他人的成长、发展、完善、成就和人生幸福，不能仅仅把他人当作自己实现利益和目标的工具。教育友爱是教育活动中的高尚德行，是目的与工具的统一、自爱与爱人的统一。教育友爱超越了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个人的狭隘的自我之爱樊篱，走向爱教育活动的全体合作者的、更为普遍博大的爱。

其二，教育友爱是人们的交互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和当事人积极建构相互之间的友好互爱关系。教育仁爱和教育友爱都是倡导教育之爱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仁爱是一种教育职业活动中克己奉公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尺度，它倡导的是一种超越自我利益的伟大利他精神。教育仁爱倡导教师对学生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爱高尚而伟大，理想而美好。但是，教育仁爱精神的道德引导指向常常是单向度的，如积极要求和倡导教师要热爱学生，关爱学生，不同时理直气壮地要求学生要热爱教师、关爱教师，这就使它在教育实践中缺少可持续的道德激励机制。如前所述，教育友爱是在教育仁爱原则指导下产生的重要道德规范，是全体教育活动参与者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教育友爱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爱，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爱；不是过于理想化的爱，而是基于现实的善良人性的教育之爱；不是当事人双方情感失衡的爱，而是共同体中和谐美好的教育之爱。唯有这样的友爱，才能使教育中的爱如源头活水，川流不息，又催人上进。教育友爱，既倡导教师爱学生，也倡导学生爱老师。师生之间的友爱，只在教师与学生彼此对对方怀有爱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师生只有在彼此互爱中才能连接成道德精神纽带。师生之间的真诚友爱，是师生提升自我人格、挖掘自我潜能、升华人生境界的重要道德激励因素。恰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为了实现人的最大潜力，爱只会在相同的水准上与爱相遇；爱在与爱的交往中而成为自己。升华、实现潜能、成为你自己是爱的三个维度，同时又是爱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不可分割和不可缺少的部分。”^[28]我国的一位全国优秀教师在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时指出，教师对学生的爱会造成学生对教师爱的回流，正是师生之间这种爱的流动成为他自己在教学生涯中扬帆远航的精神动力。教育仁爱具有神圣的道德精神召唤力，而教育友爱更能够激励现实的道德光华。

其三，教育友爱是教育场域的普适之爱，要求教育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心存爱心，努力建构充满爱心的教育生活环境。每个教育活动的当事人应当从自己的身份特点出发，爱人有道，友善他者，关爱他人，美美与共，和谐共荣。别林斯基指出：“爱应该是教育的工具，又是鉴别教育的尺度，而教育的目的是人道。”^[29]在教育友爱精神家园的建构中，教师和教育工作领导者首先具有道德上的责任。教师和教育工作领导者应当是校园生活中的“爱的天使”，要首先做到热爱学生，关爱学生，尊重家长，与学生和家长平等友善相处，以爱心唤醒爱心，以善良启迪善良。学生和家长则应当是学校“爱心家园”的主动创造者和建构者，努力做到热爱教师、尊重教师、理解教师，与教师和教育工作领导者互尊互重，友好相待。教育活动中，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校园就会变成爱心洋溢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教育友爱的教育价值和道德价值

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友爱作为一种“支持性的道德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和道德价值。

第一，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建构和谐的教育人际关系。现代学校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与精神和谐基础上的。教育利益和谐，主要是依靠国家制定和实行公正合理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利益分配机制来支撑，同时，也依靠进步合理的伦理道德来协调。教育精神和谐，主要借助人们科学进步的人生信仰、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支持。教育友爱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精神。“道德是一种善的信仰，它要求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考虑和照顾到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道德是一种价值尺度，它要求人们在行为活动中倾听理性的呼声；道德是一种时代精神，它要求人们以与时代发展契合的精神气质，奋发有为地开拓新生活。”^[30]教育友爱的核心要义是，要求人们在教育活动中面对各种实际利益纷争以及追求自我教育利益时，考虑和照顾到社会和他人的教育利益，与人为善，为所有教育活动参与者的利益着想，追求教育利益的均衡合理和教育的“共同善”。对每个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领导者而言，教育友爱是一种道德上的内心召唤，同时为他人着想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和智慧。只有人人为教育活动其他参与者的利益着想，心中有爱，行为有善，有情有义，才能建构和谐美好的教育人际关系。

第二，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师生之间心灵亲近和谐，提高教育教学工作效果。教育活动是人与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层面互相交融、沟通的过程。罗素指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31]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需要创建人际友爱的道德心理背景，如此才能改善和提高教育教学活动的绩效。常言道，“亲其师，信其道”。在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实验中，教师热爱学生，信任学生，师生关系友善，能够产生正向的“皮革马利翁效应”，就说明了这一点。无数教育实践证明，如果教师对学生缺乏关爱之心，学生对教师缺乏尊重友爱，师生之间相互道德关系冷漠，内心猜忌和疏离，在道德情感上相互对立和冲突，那么教育和教学工作就会陷于危机和灾难中。一方面，在道德情感上，面对处于与教师相对抗状态下的学生，即使教师讲的是金科玉律，也难以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学生由于感受不到教师的善意和关怀，产生内心的不安和痛苦，而教师也由于不能体验到学生的尊重和善待，产生心里的焦虑和挫折，这使师生双方都受损。没有教育友爱，教育教学过程就会变成冷冰冰的公务关系；有了教育友爱，教育教学过程就会变成互有人情的道德脉动。雅思贝尔斯指出：“爱是教育的原动力。”^[32]教师只有尊重学生、亲近学生、关爱学生、信任学生，和学生建立相互友爱的道德关系，才能真正做好学生思想和专业上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履行好自己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崇高社会职责。同时，师生之间友爱关系的建立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师生友爱本质上是师生互爱。“爱在彼此存在中实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和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在彼此互爱中联系起来。这样，一切事物才能在存在的光辉中敞亮。”^[33]倡导师生友爱是当前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提高教育教学工作效果的重要的道德上的“支持性资源”。“师生之间的爱与互爱，触动着人内心最柔软、最敏感、最重要的情感中枢，创造着人间最美好的心灵感受和愉悦。”^[34]教育中的爱，是教育天地中不可须臾离开的阳光、雨露和春风，哺育和滋养师生内心的善意、美好和快乐。有了教育中的爱，学生的学习生活才有无限的开心和欢乐；有了师生互爱，教师的职业生涯才有无限的欣喜和幸福。

第三，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创建教师集体内部的团结一致，提升教育职业劳动的效率和精神愉快度。教育劳动是一种各学科之间教师相互协调一致的集体协作过程，教师之间友好的道德关系是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促进因素。马卡连柯指出：“同一个学校里的老师，彼此之间不仅在学校里应当维持友好的关系，而且要变成朋友。”^[35]中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指出：“教师之间要团结无间，互相配合。”^[36]健全的教育和教学工作需要教师集体中的每个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友爱。在教育目标和教学措施上协调一致，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反之，如果教师之间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自我优先，不顾他人，文人相轻，忽视集体，就会对教育和教学工作造成损害。在教育职业活动中，教师集体人际友好关系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教育劳动生产力。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它不仅创造着知识和技能的价值，而且创造着有益的精神道德价值。教师中的友爱，能使每个教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友善、亲和与美好，体验到教师集体的温暖和力量。在友爱的教师集体中，教师的个体在面对职业和生活的压力时，能在其他教师和集体的关爱中，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内心的孤独、痛苦、无助和难以忍受的焦虑，克服眼前的困难，获得专业和精神上的成长。友爱的教师集体，是教师精神愉悦的心灵家园。

第四，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教育工作领导者与师生之间的互助互信，以及创建教育生活的道德共同体。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领导者，如校长、院长、教导主任等，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掌握着一定行政权力，通常在与普通教师、学生的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其是否重视主动建立与师生的友好关系尤为重要。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善意、热忱、友爱——这是必须加以珍惜的道德财富。”^[37]如果一个学校的教育工作领导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官僚作风，以权压人，对待师生冷漠粗暴，没有仁爱之心、友爱之情，就会引起广大师生内心的不满和抗拒，破坏学校共同体的道德和谐，使教育教学工作陷于被动和失败。不爱师生的校长不是好校长。教育工作领导者应当以德为先，以身垂范，善于尊重师生，关爱师生，依靠师生，与广大师生建立平等、民主、友好的人际关系，如此才能为学校创建一个充满爱心的道德共同体，为学校的教育发展和师生的共同成长奠定道德之基。

第五，倡导教育友爱有利于立德树人，培养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心，推动全社会人际友善。教育的本质是用人类的良善道德引导人性，培养人的爱心。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青少年一代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缺乏爱心。在贫富差距拉大、利己主义横行、拜金主义肆虐、道德冷漠普遍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学校在教师、学生和教育工作领导者生命共同体中大力倡导教育友爱，对于培养师生员工和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同情心、恻隐心、仁爱心、人道互助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道德价值。苏霍姆林斯基呼吁：“爱人吧！对人的爱是你的道德核心！应当这样生活，让你的道德核心健康、纯洁、强大无比！”^[38]教育中的友爱精神对学生的道德精神成长有直接的熏染作用。师生之间的友爱能够让青少年学生获得活生生的、可感知的心灵体验，是能够激励师生共同成长的崇高精神动力。C. S. 路易斯指出：“友爱是最令人愉悦、最具人性的爱，是生命的冠冕、培养美德的学校。”^[39]仁爱和友爱是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教育友爱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崇高伦理道德精神，要让世界充满爱，首先要让教育活动充满爱。学校和教师要高扬友爱德性，创建友善、互爱的人际关系。

（作者：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2年第2期）

（文字编辑：雨 桥  网络编辑：周妍璇）